学者揭示中美脱钩影响，四大结论引人深思

近日，香港媒体发布了一项研究，探讨了中美关系全面脱钩的可能后果，中国学者通过推演得出了四个重要结论。读完这份研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群学者对于局势的洞察力远超政治家的视角。他们在结论的最后谨慎地提到，虽然模型能够计算出损失金额，却无法估计各国的承受能力，也无法反映决策者的情绪。这一句话的分量远胜于之前提到的数据，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许多关于脱钩的研究都试图给出简单的赢家与输家的答案，而这份报告却深思熟虑地回避了这种简单化的处理，这也使得这项研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先来看看这四个结论。首先，众所周知，中美双方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其次，尽管这一点略显反常，柬埔寨、越南、孟加拉国和墨西哥等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福利反而有所上升；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上升并不稳固；一旦这些承接国也与中国脱钩，它们最初获得的利益可能会迅速变为损失，尤其是越南，它的电子和纺织出口依赖于中国的中间产品；第四，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在所有分析场景中，中欧脱钩造成的福利损失最为严重，因为高端制造业、资本品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等领域是高度互依的。相较之下，中美之间，中国可以通过转口和国产替代来弥补部分自美进口的缺口。

虽然港媒着重强调“脱钩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好处”，我认为这个重点有所偏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第三个结论——脱钩的每个参与者都将受到损害，问题只在于先后顺序，坐等旁观是不现实的。基于这一判断，我想提出一个个人看法：这项研究在当前时点的发布，更像是向决策者提供了一份“损失结构图”。每个国家在面对冲击时所感受到的痛楚本质上是不同的。

首先来看美国。美国在这次博弈中是唯一出台过最强硬政策并且主动进行调整的国家。2025年4月，美国将对华关税提高至125%，某些品类加上芬太尼相关的附加税，甚至达到了145%。当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日内瓦声称这样的举措“等同于禁运”，并表示双方并不想脱钩。这段表态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按下按钮的人却表示不能一直按下去。原因何在？账本一目了然：达拉斯联储的预测显示，这轮关税政策可能将12个月内的核心PCE通胀提高约0.80个百分点，同时，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也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40%以上，预计2024年和2025年仍将保持在1.2万亿美元的高位。

特朗普执政期间，经过诸多尝试后，发现这几乎是在自伤，于是政策逐渐转变，开始不再将货物贸易逆差作为核心论据，而是转向国际收支和供应链安全。其策略也从直接加税转变为防漏，追踪原产地，给第三国施压。到2026年，新的策略也开始显现——8月底，媒体开始指出，美国商务部正计划以“过剩产能”为名再次对中国某些商品征收7.5%的附加关税，而中国商务部则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并保留必要的反制权。这种零星的骚扰战将可能成为未来两三年的常态，既能在政治上讨好选民，同时对物价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尽管如此，这依然不是完全的脱钩，更多的是将成本转移给盟友和其他第三国的策略。

接着谈欧洲，这一方面的局势最为复杂。2023年9月8日，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柏林公开要求中方在他10月初访问中国前，提出减小逆差的初步方案，语气不容小觑。然而，在同一场合，他也承认仅仅依靠限制从中国的进口并不能解决逆差的问题。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1030亿欧元，而欧盟对华出口几乎没有变化，逆差基本由“从中国进口增加”这一因素支撑。

今年7月，冯德莱恩访问北京时，外交部发言人的一番话点到了要害：消费者会自行判断市场的过剩与短缺。言下之意是，依靠关税工具并不足以解决欧洲的消费品短缺问题。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增加值占约28%，而德国、日本和韩国三者加起来还不到中国的一半。那么在欧盟的政策论证中，这一数据难免成了难以绕过的障碍。

我对中欧关系的看法始终是：尽管欧洲口口声声想要“再平衡”，但它手中握着的牌极少。因为它想要强推的东西，中国都能找到替代品，而中国真正无法替代的，欧洲又不多。10月磋商的过程大概率仍是拉锯战，谢夫乔维奇越是声势浩大，我越觉得他手中实在没有底牌。他必须叫嚣，因为不叫嚣就无法回国交代；但他又不敢轻易出手，因为一旦动手，欧洲的日常消费和产业配套将首先受到影响。中欧脱钩造成的巨大损失，恰恰反映出欧洲在可替代性方面远不及其自以为的那般乐观。